文章摘要：書名是書籍的窗口，透過這個窗口，可以窺見作者的思想與旨趣。先秦諸子著書時，一開始僅題寫篇名，并沒有冠以全書書名，他們的書大都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于世。所以《史記》在稱引管子、莊子、屈原等人的著作時，都是只有篇名而無書名，如：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說韓非子“作《孤憤》《五蠹》《內(nèi)外儲》《說林》《說難》，十馀萬言”。

書名是書籍的窗口，透過這個窗口，可以窺見作者的思想與旨趣。先秦諸子著書時，一開始僅題寫篇名，并沒有冠以全書書名，他們的書大都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于世。所以《史記》在稱引管子、莊子、屈原等人的著作時，都是只有篇名而無書名，如：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說韓非子“作《孤憤》《五蠹》《內(nèi)外儲》《說林》《說難》，十馀萬言”。先秦諸子的著作，大多由后學(xué)編輯而成，常冠以“某某子”，如《老子》《莊子》等。 戰(zhàn)國末年，書名漸受重視。目前已知最早有自命書名的，當(dāng)為秦相呂不韋所編的《呂氏春秋》。西漢末年劉向、劉歆父子校理群書，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圖書整理、編目工作，書名受到系統(tǒng)關(guān)注，但一些古籍仍然沒有書名。如司馬遷所寫的輝煌巨著完稿后，就沒有書名。東方朔稱其為《太史公》，而時人又稱《太史公記》或《太史公書》等。“太史公”是對司馬遷所任官職的尊稱，并不能稱為書名。直到魏晉以后，才因該書中多次出現(xiàn)“史記”一詞而最終定名為《史記》。 漢魏以后，私家著述蔚然成風(fēng)，學(xué)者著書無不自撰書名。這些書名大體可分為兩類：